孙保生：斯坦科维奇与中国篮球

前国际篮联秘书长斯坦科维奇先生日前仙逝，享年94岁。在获悉这一不幸消息后，中国篮球界人士心情沉重，特别是老一辈篮球人士心绪难平，引起深切怀念，往事犹在眼前。斯坦科维奇先生在担任国际篮联秘书长期间，对发展中国篮球运动，提升中国篮球在世界篮坛的地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国有句名言：“吃水不忘挖井人。”曾为国际篮联中央执行局委员的张长禄先生说：“斯坦科维奇先生比我大一岁，他为人非常好，正派，对中国热情友好，他和首任秘书长琼斯先生为尽快恢复中国篮协在国际篮联的合法席位做出了积极贡献，功不可没”。

早在1974年5月，国际篮联就派遣国际篮联执委兼竞赛委员会主席雷梦多.萨鲍尔塔一行来华访问，了解中国篮球发展现状及希望尽快重返国际篮坛的心愿诉求。此行访问，为中国篮协恢复在国际篮联的合法席位，奠定了基础。

同年7月，国际篮联在波多黎各召开中央执行局会议，做出了恢复中国篮协会员国的决定。在做出这一决定的9个月之后，国际篮联秘书长琼斯就于1975年5月1日飞抵北京，次日上午就与时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宋中、中国篮协主席牟作云进行了亲切友好坦率的会谈。琼斯开门见山的表示：“我仍然坚持我原来的立场，因为你们是正确的。中国篮球运动发展很快，是当然的会员国。”宋中和牟作云对琼斯的表态给予赞赏和肯定，并提出亚篮联应尽快接纳中国为会员国，同时要正确处理好台湾问题。琼斯先生说他会敦促亚篮联解决好这一问题。

在国际篮联的有力助推下，亚篮联于1975年11月14日在泰国曼谷召开了亚篮联第8届委员大会，会上一致通过了亚篮联执委会8月做出的关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篮联中的合法席位的决定。同时还确认了国际篮联做出的台湾参赛规定，这就是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参赛，代表团旗为中国台北奥委会旗。

1976年8月2日，国际篮联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了第10届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中央执行局在1974年7月10日于圣胡安做出的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篮球协会在该会中的合法席位，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篮球协会是领导整个中国领土、包括台湾在内的篮球运动唯一全国性组织。

在这届代表大会上，选举了中国篮协秘书长张长禄为中央局委员，中国篮协副秘书长申恩禄当选为财委会委员，国家体委的招务雄当选小篮球委员会委员。回忆至此，张长禄先生面露笑容的说：“自1958年中国与国际篮联中断了17年之久，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终于得以恢复我们的国际体育地位，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花熟蒂落！”在恢复中国篮协会员国合法席位的过程中，多有曲折，但是，国际篮联秘书长琼斯及其助手、时任常务副秘书长斯坦科维奇等人的不懈努力下，终于走上坦途。

1976年，首任国际篮联秘书长琼斯卸任，51岁的斯坦科维奇接任这一职务后，国际篮联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国篮协的密切联系。1977年6月，申恩禄和翻译屠明德出席了在米兰召开的国际篮联财务委员会会议；7月，钱澄海、马清盛等参加了在西班牙举行的国际教练员培训班，钱澄海当选为国际篮联教练员委员会副主席。

1978年初，斯坦科维奇首次以国际蓝联秘书长的身份访华，陪同的有一名意大利国际级裁判，此行为产生中国首批国际级裁判打下了伏笔。同年5月底，申恩禄率领7名裁判和6名教练员赴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参加国际篮联第26届裁判员、教练员培训班学习，翻译是屠明德。在裁判员培训班上，斯坦科维奇亲自授课。经过学习验收，郭玉佩、孙尧冠、高才兴、罗景荣、吴惠良、张雨生、田国庭7人获批国际级。林永禄、周兴国虽因故没能赴罗马尼亚，但也同时获国际级裁判。陈文彬、夏堃等6位教练也圆满结束了教练员培训。两个月后，国际篮联裁委会就派遣罗景荣、张雨生执裁了第8届世界男篮锦标赛。

当年8月，中国篮协在北京举办了国际男篮邀请赛，受邀的球队有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荷兰、墨西哥、日本、菲律宾、朝鲜、中国国家队、八一队和北京队共10队。赛前邀请斯坦科维奇来京为全国篮球裁判员授课，训练班结束后斯坦科维奇观摩了比赛，并对中国篮球发展提出了积极性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加强国际交流。1980年，我国老一辈优秀裁判员韩茂富、王长安也获批国际级。

1981年9月，中国篮协在苏州举办裁判员培训，斯坦科维奇先生欣然应邀来到苏州授课，并亲自主持了国际级裁判员的考试。通过考核，李明忠、焦平生、龚培山、陈美红、宋忠诚、张纳严、白正国、夏元通、张宏基、方厉坚、高树颂、郭洪宝16人获批国际级，迄今这是我国获批国际级裁判员人数最多的一次。

说起这次苏州考核，我国首批国际级裁判员郭玉佩先生曾参与了相关工作，他回忆道：“斯坦科维奇先生对中国非常友好，他几次来华传授篮球裁判法和技战术，对中国篮球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78年他来华讲课时曾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进攻方在底线发界外球，发出的球在空中飞行后直接落到了对方的底线外，这球应该怎么判？另一个问题是进攻方投篮出手，记录台鸣笛到时，球进是否有效？斯坦科维奇说这两个问题你们回去思考，明天上课时回答。韩茂富先生捅了捅我，并冲我使了个眼色，说不用等明天，郭玉佩现在就能回答。斯坦科维奇听到后耸耸肩就示意让我回答，我就只能回答了。我先回答的是球在空中运行时鸣笛到时，如球投中应判有效，因为出手在先，鸣笛在后。发底线球那个问题无疑是判进攻方违例，球权交给对方，并在发球方的底线外掷界外球。斯坦科维奇则认为球落在哪儿应在哪儿发球，我说发出的球没经过场地内，应由对方在原点发球，见当时有点争执不下，我便说先生说得对，我的理解有误。其实后来斯坦科维奇先生知道是自己错了，但他不好意思立即纠正。后来到了苏州，他便以另一种方式纠错，方法就是他在苏州培训班上又重提这个问题，让学员回答，白正国就按他的说法回答了，斯坦科维奇就说白正国的回答不对，应由对方在发球的原地点发球。当时我们知道这事的人便会心一笑，先生纠错的方式真幽默，可爱。当时白正国不服，我按你的说法回答的，怎么错了？就因为这个，白正国是通过补考而获批国际级的。”

1984年10月，在上海举办第10届亚洲女篮锦标赛期间。中国篮协邀请国际篮联主席比斯奈尔夫妇、秘书长斯坦科维奇夫妇、技术委员会主席萨波尔先生访华观赛，同时在沪举办了国际篮联竞赛新规则裁判员训练班。斯坦杰维奇和萨波尔亲自为亚洲裁判员授课，并主持了理论和临场考试，我国的杨全华、陆坪、崔毅3人获批国际级。

后来成为国际篮联中央执行局委员的张长禄回忆说：“斯坦科维奇很注意听取中国方面的意见，记得在增加3分球的规定时，讨论3分线的距离起点设在哪儿合理？有人说应从篮筐的脖架量起，但我认为应为篮筐直径的中心点垂直下地面量起，这样底角（0度）与其它投篮点的距离相差不大。斯坦科维奇认为我说的更合理，便采纳了我的意见。还有就是他在80年代后期就提出了国际篮联主办的赛事应该允许职业球员参赛的主张，他的理由是世界最高水平的赛事就应该有世界最优秀的球队、球员，否则就是不公正。正是由于他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有了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美国‘梦之队’的折桂。我们高兴的看到，近30年来无论世界杯（前身世锦赛）还是奥运会，世界篮球运动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精彩，体现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斯坦科维奇先生在担任国际篮联秘书长这26年间，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正如国际篮联所评价的那样，‘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国际篮联！’”

2020.3.26